我叫张天，今年十九岁。爸妈走那年，我刚满七岁。民政局的人前前后后问了不少话，最后还是大伯伯在亲属栏签了字，把我领回了家。

大伯伯家在城东一个叫锦绣苑的小区，零八年那会儿，也算城东数得上的好住处。复式两层，厅堂挑高，木地板踩上去微微作响。墙上挂着一幅挺大的油画，大伯母说是从日本拍卖会上拍回来的。

玄关的鞋柜一直顶到天花板，里面的鞋摆得整整齐齐。男士的多是深色皮鞋，女士那排是高跟、平底、凉拖，各种花样都有，一看就都仔细保养过。沙发是厚实的灰色皮面，茶几是大理石的，上头常年搁着一套白瓷茶具和一盏香薰，味道清清淡淡的，像无花果。  

大伯伯离五十还差几岁，头发染得黑亮，架着金丝边眼镜，讲话不紧不慢，字字都带着商量的口气。他早年是医药代表，后来自己开了公司，做医疗器械经销，市里几家大医院的设备，好多都是从他手里进的货。大伯母四十六七岁，全职在家，身材保养得很好，平日喜欢练瑜伽，在家穿棉质长裤和薄毛衣，脚上常是一双平底凉拖，脚指甲总涂着素净的颜色。她以前上过电视台，后来辞了工作，专心在家。

他们有两个女儿。大姐晓晴二十四岁，刚在上海读完研究生；二姐晓雯二十二岁，在北京念大四，学金融，手里总挽只小包，肩上搭条薄丝巾，显得很洋气。我在这个家里，和两位从小被富养的姐姐格格不入。
我被安置在顶楼的小阁间。说是阁间，其实是复式挑高隔出来的一方斜顶夹层，几平方米，夏天闷热，冬天阴冷，原本就是放杂物的地方，根本不像给人住的。里头只有一张窄床，墙角码着几只纸箱，是大伯母装旧物用的。窗户窄窄一扇，推开望出去，只有对面灰扑扑的楼墙。

在这个家里，吃饭我是没资格上桌的。他们四个人坐在餐厅的长桌上，大伯母把剩菜拨进一只小碗，搁在料理台最边上。有时是半碗凉米饭，上面浇些汁水；有时是啃过几口的排骨边角、两段芦笋、几片菜叶。

大伯母收拾碗筷时，脸上总挂着客气而淡的笑：“小天，快些吃，吃完了把碗洗了，好吗？
大姐回来，看见我端着碗站在料理台边，眉头微微一皱，声音不高，不耐却很分明：“别站客厅吃行不行，地板上容易滴油。”二姐更干脆，从我身边过时总不自觉侧一侧身子。有回她带同学回家，在楼梯口碰见我，同学随口问了一句，她头也不回：“哦，我们家远房亲戚，寄住一阵子。
大伯伯很少跟我搭话，偶尔在客厅碰见，也不过点个头。他对我本来就没多少感情，加上这些年发达了，自然看不起我这样的穷亲戚。这些我早就惯了。

大伯母朱小红早年是餐厅服务员，家里也是穷苦出身，因为模样好、又会说话，被大伯伯看上了。后来大伯伯发达，她也过上了有钱人的日子。如今她年纪上来了，风韵还在，很注重保养，市里有一家很豪华的美容院，她常去。那家店开在市中心最体面的地段，一张普通护理年卡就价值不菲。大伯母每回去都格外上心，穿最好的羊绒外套，拎最贵的那只LV包。

可每次刷完卡，她也会在沙发上叹口气，跟大伯伯低声抱怨：“贵是真贵，几下子就出去不少。要是有张不限次数的卡就好了，多省心。”据说那家美容院的老板韩丽，会给关系好的闺蜜或者生意上的伙伴发一些VIP卡，所有项目都不限次数。大伯母一直想得到这样的机会。

我缩在楼梯口，一字不落地听进耳朵里。那时候我还不知道，不久之后，大伯母会用我，真的去换韩丽美容院一张终身VIP卡。到那时候她再去，就不会再心疼了。

大伯一家虽然对我不怎么关心，却很在意自己的名声，所以把我送进了一所有些贵族背景的学校读书。为这事，大伯母没少抱怨。

也就是在这里，我遇到了张依。她一米七的个子，腿长腰细，校服裙总比旁人短一截，露出的膝盖圆润光洁。皮肤是常年恒温养出来的冷白，冬天不泛红，夏天不晒黑。大眼睛，长睫毛，眼尾微微上挑，笑的时候弯成月牙，不笑时整个人像覆着一层薄霜。她说话声音不高，尾音却总带一点上扬的弧度，像撒娇，更像天生的命令。

她平时比较高调，大概跟从小受的教育有关。家里条件太好，也养成了她跋扈的性子。她父亲张建是市里最大的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，母亲韩丽在市中心开着三层楼的美容会所，就是大伯母常去的那家。她上下学都有司机接送，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校门口最显眼的位置。放学晚了十分钟，车就堵在那里等，整条路没人敢按喇叭。

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她并没有刻意做什么，我却开始失控。课间操排队，她站在我前面两排，我对她的一切都充满向往。我从小过得自闭，性格也自卑，又正好到了青春期，会对漂亮女生产生一些说不清的情感。

她从不多看我一眼。偶尔目光落过来，也只有短暂的一瞬，像路过一面脏污的墙，瞥见上面一块痕迹，又走过去了。那种毫不在意，比任何嘲讽都锋利。